军事之外，对于重大机密事务，雍正亦习惯在臣工奏折上批示机宜。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密奏破获张云如、甘凤池等谋为不轨并请钦派大臣来南审结一折，雍正在折中夹行朱批至16处之多，折尾朱批竟达六七百字。（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379-385页。）李卫长于治盗，凡属此类事关国家安全的紧要事务，雍正多以朱批谕旨指示处置方法。
雍正五、六年间，雍正对云南巡抚朱纲说：“内外群臣奏折皆随阅随批，若遇军机要务，皆一一与廷臣商酌，详细批明，尚多于折内旁注者，从前缴回折子尔看堆积甚多，莫不朱批满纸，可见初政校今更繁。”（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386页。）按之现存汉文朱批奏折，可知雍正所言并无夸张。
雍正踵行康熙草创的奏折制度，朱批谕旨无论数量抑或质量皆有可观的发展，但他仍恪守康熙创行奏折之初衷，“并非以奏折代本章”，是以当出现以奏代题苗头之后，特训谕臣工：“凡为督抚者，奉到朱批之后，若欲见诸施行，自应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夺；为藩臬者，则应详明督抚，俟督抚具题，或咨部之后，而后见诸实行。若但以曾经折奏，遂借口已经得旨而毅然行之，则凡钱粮之开销，官员之举劾，以及苗疆之军务，地方之工程，诸如此类，督抚皆得侵六部之权，藩臬皆得掣督抚之肘矣。行之日久，滋弊必多，为害甚钜。”（注：《清世宗实录》，卷九六，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可以说，仅止于朱批，还不可能动摇固有的权力配置格局；在探索秘密*之路上雍正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借助朱批，而是康熙时已开其端绪的亲笔密谕和代书密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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