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熙对秘密*的认识还处于探索之中的朦胧状态，那么，雍正则明确认定国家*自应有秘密的一面。雍正四年十一月以云南巡抚杨名时一再将密折密批载入题本，特宣谕：“国家庶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众者，亦有本章谕旨所不能尽者，亦有一时不能即定者，故于密折内往来斟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9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他有意识地将一应军政事务分为不过“明路”的“密奏密谕”与必须过“明路”的本章明谕。雍正元年四月，四川提督岳钟琪以“钦奉密旨”，所有料理兵马起程日期及支用钱粮数目“俱不敢缮疏题报”为由，特具密折奏闻。雍正不以为然，在岳折上批谕：“此事原你在京时密行的事，总未经部，又未动本，如今出二千兵，用钱粮，钱粮还可，出兵之事，不是暗事，尔可着量借何辞、指何名，或折或本来奏，发于或议政或该部，过一过明路方好。”（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290-29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过“明路”，即经由具体题奏——内阁票拟，或具折奏闻——敕交部议（包括交议政处）的运行程序，宣示于众；而不过“明路”的“暗事”，即“密折密批”的绝密事件。在雍正心目中，二者是判然分明的。

雍正即位以来，密奏密谕事件较之康熙年间急剧增加。现收录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朱折约35000余件，加上未公布的满文朱批奏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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