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纠错平冤，祛邪扶正是嘉庆初年嘉庆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嘉庆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故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7]嘉庆还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8]为了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两起因直言获咎的案件。一是曹锡宝案。曹锡宝于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粮道、国子监司业、陕西监察御史等职。曹锡宝对仗势飞扬跋扈、贪赃玩法的和珅深为痛恨、遂以弹劾其家人刘全的方法，准备碰一碰这个权势熏天的“二皇帝”。由于乾隆的回护和和珅事前的销赃匿迹，使步军统领派遣的官员到刘全家的视察，一无所获。结果，曹锡宝被乾隆以“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的罪名，将其革职留任，曹锡宝郁郁而终。嘉庆亲政后，对曹锡宝大加赞扬，指出：“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决定加恩追赠已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并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旌直言”。[9]嘉庆还重新处理了尹壮图一案。尹壮图，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不久，授礼部主事，寻迁郎中。后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处于鼎盛时期，对由和珅一手经理、乾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官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本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这种议罪银的数额一次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和珅经理议罪银的出入，通过专门的办事机构“密记处”检查议罪银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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