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官兵五百名，参将领之，两王入粤，增设至千名，辖左右营，千总二、把总四”（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顺治七年还增设左右营，官兵增至两千名。另外，规定关闸开启时间也由每月六次改为每月两次。运出关闸的粮食“计口而授”，数量受到严格控制。其他一切用物，“皆藉奉禁稽查，留难勒扰不许出”（注：江日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版。）。康熙七年，在副将移驻香山县城后，左营都司及千总驻守前山寨，把总一员率士兵一哨戍守关闸。五年后，香山县令申良翰还在关闸旁增修官厅，“以资戍守”（注：费成康：《澳门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而对澳门加强防范。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清政府曾于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及康熙元年、四年、十七年，五次颁行“禁海令”，更于顺治十七年、康熙三年、十七年三次下谕强制“迁海”。“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交运贼贸易者……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注：《敕谕沿海督抚申严海禁事》，《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澳门亦属于“迁海”之列，但却免于“迁海”。其中的奥秘，除了是由于葡人使用贿赂之术，利用驻京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多方活动，使清统治者有所松动外，主要还是因为清统治者实行“怀远人之德”的政策所致。
在清初统治者对葡人实行宽松的怀柔政策时，葡人表现得受宠若惊，极为恭顺。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清军入关时，葡人曾援助南明政府抗清，害怕清统治者进行报复，把他们赶出澳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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