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土拒倭”方针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台湾人民对日本有可能进行的侵略，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而不要对“朝廷”“官兵”抱太大的希望。这恰与后来清政府割舍台湾的行为相一致，也说明丘逢甲不仅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台湾的防务建设大有起色，“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特别编练者三十二营”[5]，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台湾抗日义勇军。他的抗日保台备战工作得到了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赞赏。据唐景崧1894年10月28日奏称：“臣于闻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6]台湾巡抚唐景崧也肯定他倡办的“义勇事宜”“于防务不无裨益。”，其军事组织能力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丘逢甲所料，1895年3月，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后，日本侵略者便攻占了澎湖，加强了对台湾的扼控，在接着的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又把台湾划在了停战范围之外，“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南洋各省不在内。”[7]日本侵略者吞并台湾的野心暴露无遗。随之，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台的消息传来，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坚决抵制日本割台的蛮横要求，坚决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之，如敌酋来台湾，台民惟与开战！”[8]台湾绅民的抗日决心和*，在清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光绪帝老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载：“得台湾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9]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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