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日军攻占基隆，形势陡然危急起来，通往台北的军事险要仅剩狮球岭和八堵两处。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唐景崧仅派了个他宠信的中军副将黄义德去防守八堵。而黄义德是个为人狡诈之徒，并非爱国敢战之才。他“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施归。”[14]并谎称“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日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故乘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15]结果日军未费一弹即占领天险狮球岭。4日，黄义德部又以索饷之名闹市，致使台北秩序大乱。对于这个贪生怕死，谎报军情，而又纵容部下“索饷”“闹市”之徒，“逢甲愤而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罚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16]唐景崧再次拒听丘逢甲的建议。面对如此松弛之军纪和软弱无能的唐景崧，丘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17]面对危难，他只得回南崁元帅庙，严饬义军备防[18]。

虽然丘逢甲极力主张“严肃军纪”，惩办违反军纪之徒，并屡向唐景崧进言，但唐景崧刚愎自用，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清军“军纪荡然”，诸军“各自为统，呼应遂以不灵，甚至与居民相寻斗，视法纪如弁髦。”[19]松弛的军纪加速了清军防线的崩溃。因而，清军军事出的迅速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相反，丘氏所率义军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给侵台日军以重创，其作用甚于清军，这在后来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军事组织编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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