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另一方面，伊藤博文邀见中国新任全权大使李经方， 厉声恫吓：“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作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并直接以战争再起相威胁：“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也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33〕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希望力争。在4月10 日举行的第五次谈判中，李鸿章提出：日本所要的奉天南部及台湾皆日军所未到之处，根据国际惯例，“未便请让”。伊藤再次以武力要挟，声称日军已准备完毕，即刻可行，“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当即遣兵。”并一再强调，对日本所提的各项要求，“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34〕
整个和谈期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进行了频繁的电文往来，总理衙门命李鸿章“能争一分是一分”，在力争保全而无可能时，希望“以矿利让之，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或者“割让台湾的一半”〔35〕。由于日方据战胜者的有利地位，怎肯放弃垂涎已久，现已到手的肥肉；加之日方破译了中方的密码，对中方的意图了如指掌。故而尽管李鸿章在第六次谈判中唇焦舌敝，竭力与争，近乎哀求，伊藤并不松口。李鸿章打出台湾人民反割台这张牌，希冀有一线转机，伊藤回答十分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36〕对李鸿章提出的修改意见几乎寸步不让。
由于停战协定规定的最后期限将满，各国列强并未给以实质性支持，清政府自知无力再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电令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7〕4月17日，双方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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