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方出示了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26〕，并限四日答复。李鸿章虽早已料到日本所欲甚奢，却未想到如此苛刻，急将和约底搞电告总理衙门。光绪帝为此召集枢臣商议，翁同ｈé＠②力主“台湾不可弃”，为此，廷臣再起争议。4月8日慈禧懿旨：“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27〕在左右为难中，8 日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一封语义含糊的电报，内称：“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要求李鸿章“反复辨驳”，“不得退避不言”〔28〕。

由于在日方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得到国内答复，李鸿章乃对日方的和约底稿拟一说贴（备忘录），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日方要求的其余三项皆有辨驳。其中有关“让地”的部分说：“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何以现在“持一时之兵力，任情需索。”〔29〕这份说贴“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连日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不失为一篇好文章”〔30〕，但也正因为被点到了要害而大为恼火。伊藤博文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宗光则认为，“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31〕因此，一方面在给李鸿章的照会中蛮横地说：“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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