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伊泽修二的构想，是以利用汉字这一“同文”的条件，寻求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为特色的，是一种“折衷论”。但是，正如他本人也承认的，“若彼此混合，则终究对孔孟主义有利”。为了避免出现“同化”难以奏效，甚至有强化台湾人离心意识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之讥的尴尬，日本殖民主义者就如何认识汉字的功能和如何利用儒教，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这一问题纷纷出谋献策。离冈武明认为，在利用儒教时，不应注重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而应在认识二者相悖的前提下有效地加以利用，否则将产生弊害，因为，和儒教具有深刻关系的对孔孟的“迷信”，将成为祸乱之源，提出了“部分利用论”。学校规则改正调查委员桥本武则认为，台湾人爱好汉语，是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北京朝廷这一“与同化主义势不两立的梦想”支撑的，而且“语言是表现思想及感情的化身”，“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只能通过日语来理解”，鼓吹强化日语教育。关于儒教的教化功能，桥本武则提出，儒教虽有助于培育忠孝观，但即使论及忠孝，也不能以文天祥，而应以楠木正成那样由“国粹”培育的人物为楷模。（注：〔日〕桥本武则：《答平井又八君》，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1903年1月刊。）桥本武则对“折衷论”和“部分利用论”构想的否定，对利用中国儒学思想和汉语的否定，使他成为“否定论”的代表。一时间，在如何施行“同化”，如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闹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面对是否应在台湾废止汉语教育和如何利用儒教的争论，1903年11月，后藤新平举行了一个“学事咨询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无方针主义演说”。后藤新平提出，虽然“国语之普及”十分必要，但日语教育在何种时期内能达到何种程度，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在日本本土尚未顺利地废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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