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外有辛亥革命的余波波及台湾的威胁，内有台湾当地居民武力和非武力的反抗这一背景下，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竭力构筑所谓的“协力体制”，以避免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动摇。如何推行“皇道主义”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隈本繁吉鉴于《教育敕语》中的“义勇奉公”精神和“祖先之遗风”，是“作为三千年来历史和国风之结晶的我内地臣民之特色”，对台湾人和朝鲜人，当难以适用的观点（注：见《设立台湾教育会的由来》后篇，东书文库藏，第22至26页。），提出了颁布台湾版“教育敕语”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当局者的认同。1912年8月，日本天皇下发了由首相西园寺公望呈上的《极秘·敬拟教育敕语草案》，采纳了隈本繁吉的建议。虽然由于原《教育敕语》中有“施于中外而不悖”这一权威性的论断，以及顾虑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民族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显著等原因，台湾版“教育敕语”最终没有出笼，未经“改版”、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被强制推行。但是，从这一动向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殖民主义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对于如何在文化方面“求同”以巩固殖民统治，心情极为迫切。

另一方面，为了构筑“协力体制”，日本在台湾强化了日语普及教育。日本统治者所以要进行这种强化，如后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所透露的，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日本人和支那人，在文明程度上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日本人和朝鲜人亦同样如此。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吾等母国人若不求文字的统一，则将无统治殖民地的力量，将缺乏统治殖民地的威信。”（注：〔日〕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第18页，转引自驹＠①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总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