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沈葆桢在台湾上《请移驻巡抚》摺，提出自己对台防善后的意见。奏摺指出：“综前后山之幅员计之，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一府所能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未成。而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臣等再四思维，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他在摺中列举巡抚移驻，“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权归一尊”，“黜陟可以立定”，“法令易行”，“贪黩之风得以渐戢”等十二便。（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以下简称《文丛》）第29种第1—5页。）

　　沈葆桢关于台防善后意见，的确是经过“夙夜深思”、“再四思维”后而提出的。这从现存的《沈文肃公牍》（抄本）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上台防善后摺前一个月，他在给闽抚王凯泰的函中就已指出：“倭兵退后，台防须上善后条陈，踌躇累日，正苦无从着笔，而总署又有饬议沿海六条之疏。如此大文，何从交卷，寝馈俱废，莫得□窍。我公何以教之。”（《致王补翁中丞》，《沈文肃公牍·巡台（三）》，同治十三年十月。）同月，致李鸿章函也提到：“善后大难，踌躇久之，迄不知所下手处。濒海设防，内山抚番，筹费之难，人所共见。而吏治、营政、民风积重难返，虽有巨资，目前呼应不灵，转瞬又皆成弊窦，此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达也。……道之于厅县，镇之于将备，能羁縻之，使不大越范围，则善矣，无从彻底整顿。盖重洋远隔，摸风捉影，疑谤易生，而镇道两不相统，下各有所恃，上各有所诿。若照从前积习，推行于内山，殊恐利未集而害已随之。欲兴利而杜弊，窃计非闽抚移驻台湾不可。”（《致李少翁中堂》，《沈文肃公牍·巡台（三）》，同治十三年十月。）

　　当时台湾事务主要归总督管理，为什么不提出移驻总督或采取其它办法以加强台湾的行政管理呢？他在该函中曾说过：“总督兼辖浙江，此间孤悬，恐鞭长莫及；若派部民前往，倘时时侵犯督抚之权，不特势有不行，于理亦有所不可。”（《致李少翁中堂》，《沈文肃公牍·巡台（三）》，同治十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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