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沈葆桢于光绪元年正月末从李鸿章处获悉，巡抚移驻一疏，经吏部议准。三月，他函告闽抚王凯泰：“移驻部文尚未到闽，极盼旌节东来，指授一切，可以相与有成。而又虑旌节来后饷源无吃紧筹措者，益束手无策，事到难时真不知如何方好也。”（《沈文肃公牍·巡台（五）》。）而王凯泰在复函中对移驻方案提出异议。沈阅后表示赞同，并函告王：“移驻仿天津现行事宜，极佩卓见。省台不能分家，亦天地自然凑泊者也……台内不能分家情形，上伯相书时，自当切实陈之。”（《沈文肃公牍·巡台（五）》。）后又函告移驻章程“实非仓卒所能定，应侯旌节渡台后随时斟酌行之。”（《沈文肃公牍·巡台（五）》。）是时，王凯泰也上摺奏请“先赴台湾履勘，会同妥筹。”待取得一致看法后，再向朝廷议奏。（《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闽中督抚对移驻有不同看法，从四月间李鸿章复沈葆桢函中曾有所透露。李函称：“补帆（王凯泰）谓须仿照直督驻津之例，往来兼顾，仍欲攀留大旆主持善后事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不久又告：“闻闽中复奏请督抚轮驻，若再交部议，固多濡滞。”并表示“即使照行，亦恐意见难齐，功效莫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而沈却函告李，表示同意王凯泰的兼顾意见。函称：“再移驻之议已得部文复准，补帆中丞恐长驻海外，将变成台湾巡抚，提饷呼应不灵，此亦确不易之论，拟援照天津之例复陈也。”（《沈文肃公牍·巡台（五）》。）并函告王：“兼顾是确论，前月函致合肥亦详陈之。”（《沈文肃公牍·巡台（五）》。）五月十七日（6月20日）王凯泰抵台之后，沈在函牍中又透露出，闽中督抚之间有矛盾，是他改纳兼顾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致李鸿章函中称：“补帆欲往来兼顾，亦时势所不得不然，遇人不淑谓之何哉？……台事得补帆接办，足以放心，但愿首席勿靳其饷，勿掣其肘耳。”（《沈文肃公牍·巡台（五）》。）后来继任巡抚丁日昌也指出：“台事从前本系督臣主政，沈葆桢因与前督臣意见不合，又恐特设督办大员于地方呼应不灵，故请改归巡抚兼办，本亦煞费经营。”（《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丁中丞政书·抚闽奏稿（三）》。）

　　但沈葆桢开始提出移驻，以后同意改为分驻，其主要出发点，都是基于大力整顿台湾吏治、巩固台湾海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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