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折片于十一月十九日（1877年1月3日）奉旨交李鸿章、沈葆桢“妥密筹商，速议具奏”。（《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沈葆桢于同月二十五日复奏称：“至专派重臣，臣窃以为不如责成督抚。盖矿务、垦务他人得以为力，而吏治、营政非督抚断难为功。台湾之吏治、营政若不认真整顿，则目前之利薮，皆后日之乱阶。丁日昌所称事属创始，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诚非虚语。第既将题卷事件交督臣代办，则在台之日正可不必兼顾省城，而台湾事宜则万不能不顾，使官民平日有所专属，事权归一，法立令行”。（《文丛》第288种第82—83页。）李鸿章奉议复廷旨后，于同月二十八日复何□函中称：“至称台事须专派重臣督办数年，方可徐议督抚分驻，亦有远识。但焉得威望素著知兵之重臣可以分身驻台？又焉得数百万现成巨款可供重臣之指挥？愿望难副，事势难行。不知老成卓见如何区处”？（《复何筱宋制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李并于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2月28日）复奏称，“丁日昌……所请专派重臣督办一节，似不如责成该抚一手经理，俟办有成效，再议督抚轮驻”。（《复议台湾事宜》，《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九。）翌日，李又函告沈葆桢：“台事昨始议复，与尊疏大意相同”。（《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同月十九日（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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