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香港中国工人受英国殖民统治，社会地位低下。港英当局将来港华人与“罪犯”相提并论，把“担心犯罪”作为针对华人的各项立法的“副题”，对华人严加防范(参看英格兰与里尔合著：《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牛津大学1981年版，第123页。)。为维护雇主利益，港英政府早在1844年3月就已制定法律，将仆役的各种“违约”行为如“无正当理由”缺勤，未出具“合理的通知书”自行离职，对雇主举止粗野或不执行雇主命令等，均以刑事罪论处，由警察将其押解巡理府究办(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30／1，《香港法例汇编》、第37～38页；C．O．130／2，第80～88页；英国交部档案，F．O．233／185，1846年中文档，第9号。)。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仆役都受到此项法律的约束。港英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在1902年第45号法例中将这种刑事制裁扩大适用于许多行业的所有年逾16岁的雇员（包括制造业工人、技工和工匠在内），直到1932年这项法律才被废止。在洋商经营的企业如黄埔船坞公司、香港九龙仓栈公司、中华火车糖局、太古糖房等颇具规模的近代企业中，中国工人受欧籍监工、领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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