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下的社会需求及士人的出路并未有相应的拓宽。士人欲求进身，正规途径仍然是科举入仕，生员可应各省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举人可以再应全国的会试，取中为进士者即可马上授官，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举人若会试数次不中，亦可积年选拔授予官职或教职。故乡试中举，即意味着有希望入仕得官，这是得有生员资格的下层士人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却并不容易达到。虽然盼望中举入仕的生员人数众多，但实际官职毕竟有限，所以乡试每次取中的举人额数例有一定，根据各省人口和人文情况自数十人至一百数十人不等。自清初至晚清，各省举额稍有增减，但变化不大，全国举额总计都在１１００至１５００人之间。这一千数百人的举额，与全国数十万有应考资格的贡、监、生员的比例为四、五百人比一，这已是十分狭窄的进路。
对于生员增加而来的要求出路的压力，清廷的缓解方法，就是放宽了允许参加乡试的数额限制。清制根据各省乡试取中的定额而限定准予参加乡试的人数，各直省每额中举人一名，许送应试生员５０－９０人不等。但又定在此取录限额之外，还有“录遗”一场，不限额数，被取录者也准其参加乡试[17]。后“录遗”渐宽，地方学官在甄别录送时，往往多予录送，使录送额数渐失控制，应乡试的人数增多。如光绪时人所言：“科举之外，送考遗才，各省学政甄别极宽，往往一榜尽赐及弟，故乡试人数如三江大省，皆在万数千人之则。”[18]据现有资料来看，同、光以后各地乡试应考人数普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江南（包括江苏、安徽两省）道光时应试士子为一万四五千人[19]，到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时乡试前来投考的考生竟达二万六千人之多，以致现有考棚不敷用而遗去数千人[20]，考生人数比４０年前增加了近８０％。这一时期不少地方出现因考生人数过多，而原有考棚号舍不敷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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