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功名利禄诱于前，又如此易得门径，人争趋之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故有云：“以制艺程墨之易为也，故趋之者众。”[3]在此世风之下，上导下应，父兄督劝，家族期许，稍有余力之家，莫不促其子弟以读书应试、为士作官为首选之业。 

科举制行之既久，读书、学习科举之文、应试成为一套需自少即习之的专业，世称“举业”，或“举子业”，又被奉为读书人的“正业”。读书人读书数年，学得作应试诗文，即可出而应初级考试童试，如考中取入地方官学为“生员”（俗称“秀才”），即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式士人身份，得享免差徭、不受刑责及官吏以礼相待等特权。由于应试人多而生员学额有限，故人争欲捷足先登，尽早出而应试。有道、咸时人述世人风气：“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于胶庠（即入官学为生员引者注），乡里得而贱之。”[4]读书人为举业，往往以中试为指归，虽屡败而无改，不弃不馁，一考再考，直至中年，甚或老年。五、六十岁仍应童试者不为鲜见，至于父子同考、祖孙共场，也属常见之事。这样，年复一年，新老相续，各地总是有相当数量的老少“童生”应考童试。由于应童试无数额限制，所以自清初时即已出现考生人数众多的状况，大致依各县的户口、文风，由数百至二千余人不等。如按每县应试童生平均１５００人计算的话，则全国常年有应试童生总数达到约２００万。[5]童生虽然还没有士人的正式身份，但也是以读书为业的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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