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科举考试的内容程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清初乡、会试规定科目较多，经义科为《四书》、《五经》，《四书》题解以朱熹集注为标准，作文以“八股”文（亦称时文、制艺）为程式。《五经》则分经选试。辅助科目有经史、时务策，此外还有《孝经》、《性理》、《太极图说》等论题及诏、诰、表、判（均为公文规制）等。后来则考试首重《四书》，《五经》也合而统考，并均用八股文定式，经史、时务策已不甚重，乾隆后期并尽废论题及诏、诰、表、判等，改而只作五言八韵诗（又称试帖诗），此后历朝相沿无改（参阅《清史稿·选举志》及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６３－６４页）。考试科目的简约化和文体的程式化，虽然有助于考官衡文的客观性和标准化，但也使作应试诗文成为一套范围狭窄、有章可循、易于模习的专门技巧。人若非天生愚钝，只要下数年功夫，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即可依样葫芦，俨然成篇。故此更启人争尝试之心。乾嘉时人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在《里堂家训》中就说：“人于他事，或有不能至，读书未有不能者。不必问资质之清浊，只以读书一途尊之、驱之，未有不能者也。”光绪时也有人说： 

“自有八股以来，而天下之为士者益多，何也？……若以书义而制八股，则文有定法，    一入其门，则穷其力以求工于格律声调之间，无暇他务也。一部四书，读之烂熟，书    理既明，而后以八股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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