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为士人之始，士人阶层规模的控制，首先是由童试取中生员的名额限制来实现的。童试每三年两考，生员取录例有限额，清初时规定，各地府、州、县学按户口人文情况，分为大、中、小学，生员名额大学４０名，中学３０名，小学２０名，后至晚清以前，虽稍有增减，但大致比较稳定[6]。这一学额数，与明朝相比已大有增加，遂造成生员人数的增多。对此光绪时人多有评论，有人道：“明制府州县学定额取进，大学不过八名，其中小者六名、四名，以次递杀，而一代相尚，为秀才者高自位置，异于齐民。迨本朝龙兴，沿明制而推广之，取进者维倍，多至二十五名，于是读书者更多，而一学之中，生员动辄三四百，乡举进身愈觉其难。”[7]还有人说：“我朝袭前明制度而推广之，取士之额数倍于昔。”[8]“本朝增加进额多至三分之二”。[9] 

清帝以加多学额来表示宽待士人，以收士心，但由此自清前期即已出现生员人数过多、出路困难的弊病。到了晚清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清廷屡调大军征战，急需大笔兵费，遂不得不“借资民力”，劝令民间绅商输银报效军饷，而把增扩地方生员学额作为奖励捐输军饷的一种形式，遂造成了学额的较大幅度增扩，经此“正途”取得生员身份的人数大量增多。据估算，太平天国前全国“正途”出身的文生员人数约为５２.７万，太平天国后增为６４.２５万，增幅为２２％。[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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