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价值观念来看，富强立国观念所肯定的“功利”价值，是指“公利”、“民利”，这些与儒学原理并不冲突，因此士人在这一层面的观念转变，并未遇到根本价值观上的障碍。而功利立身观念所蕴含的肯定个人的“私利”与士人立身的关系，则触及到儒学原理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因此可以说，士人这一层面的观念转变，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同时也是影响知识阶层生存方式近代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故很有探讨的必要。
那么，导致这种观念转变的动因何在？这需要从士阶层内部的变化中去探寻。一种新观念新主张，只有当它对一个阶层多数人的立身生存更为有利时，才会被这个社会阶层所普遍接受。所以，能够使士人们放弃世代沿袭的传统立身观念，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必定是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发生了某种改变，从这里才有可能找到这一观念转变的内在根据与演变机制。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此前数十年间，特别是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晚清时期士阶层的生存状况，就会发现，与士人立身生存密切相关而变化最为突出的士林风气，就是趋利之风。当时各方舆论纷纷批评士人“嗜利无耻”、“贪争诡诈”、“士习不端”，表明士阶层中趋利之风的普遍与严重程度，趋利、重利已成为士人们一种普遍风行的行为方式。“趋利”是指不顾及道德名份而一味追逐私利，因其显然违背“重义轻利”的传统士伦理，故而受到社会上下的一致指责。在《公车上书》中，也几处提到士人“求富贵而废学业”，“嗜利无耻，荡成风俗”，“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并将此作为“风俗弊坏”、“风俗人心之坏”的标志，明确表现出对这一士林风气的否定态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