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角色于一身的理想的附着体。另外，主要依赖平民阶层的保甲组织，也不可能强有力地从乡村社会束聚资源。这样看来，保甲是无法获得自身独立的支配结构的。既然独立的支配结构并不存在，保甲制度及组织本身的属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持，就很值得怀疑了。第二，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别是一个其“运作完全靠当地居民自己，地方官只是监督其执行，而不以任何方式直接参与进来”（注：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45页。）的基层组织，保甲不可能超乎其周围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然而，封建国家政权对保甲的设计，恰恰忽视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忽视了乡村社会分层的基本特点。它悬空于乡村社会的天真创意，以卑御尊、以弱御强的倒挂体制付诸实施，几乎必死无疑。勉强借以摆脱这一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设法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一些折衷性的策略。
第一，使保甲编制与自然区位联姻，“乡在官方规定中并非保甲单位，但实际上保甲划分通常在乡区划的基础上进行”（注：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9页。）。
第二，不仅给予士绅、耆老等某些特权，如规定“有乡绅两榜贡监生员，不便与庶民同例编查”（注：于成龙：《弭盗条约》，《皇朝经世文编》，第2654页。），“官幕乡绅，邻人有犯，不与相干”（注：朱镇：《苏省保甲说》，《皇朝经世文四编》，第693页。）等，以减轻二者对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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