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较大规模的宗族屡见不鲜,非常普遍。直到清代,大宗族聚居的现象在许多地区仍习以为常。即使是财力稍逊的宗族,只要经济上能够勉强维持,一般也都是一姓子孙合群聚居。所以,在农村往往是一村中同姓者多达数十家乃至数百家,并以其中的大姓直接为该村命名。传统的中国不仅是宗族,甚至连宗族内家庭的规模也很大,这是与宗族的特点相适应的。例如在明清时期山多田少的徽州,也不乏累世同居的“共祖家庭”。大盐商汪廷璋即是“一门五世同居共爨无间言”,汪通保“一堂五世男妇大小百余人”。不过,徽州因商业比较发达,商人的力量较雄厚,家庭也较早即出现了某些分化。
及至近代,商人宗族与家庭的规模都发生了比较显著的由大趋小的变化。首先是因为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促进了新式商业的兴起和旧式商业的转化,使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兴旺发达景象。特别是那些通商大埠,很快成为进出口贸易或者埠际贸易中心,吸引了各地一批又一批商业移民。例如近代上海的商人,即大多数是全国各地的商业移民。武汉、天津、重庆等许多城市,商业移民也为数不少。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到城市经商或者当学徒,必然使原有家庭和宗族的规模日趋缩小。而赴外地经商或当学徒者,不可能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迁徙,最初甚至也不是整个家庭的迁移,而只是家庭中的少数成员外出闯荡。即使是经商致富之后,已经达到富甲一方的程度,也仍然难以将整个宗族迁移至经商之地,至多只能使子孙三代聚居在一起,再请一些本宗族内部的成员,协助其经营管理或者当学徒。这样,定居在都市中的近代商人,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很难形成原有累世同居、人数众多的“共祖家庭”,更无法组成大规模的宗族。
显而易见,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使了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的裂变。类似的现象,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经商人数较多、影响也较为突出的少数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在徽州地区,较早即具有经商的传统。据《徽商便览》记载,该地“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由于徽州商人大量外出经商,成为商业移民,也使当地的商人家庭和宗族逐渐发生了裂变。但在明清时期,这一变化仅仅限于像徽州这样的少数个别地区,因此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到近代,在新式商业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商人家庭与宗族的这一变化则显得更为突出和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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