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卷。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的传统。 清代苏州府属各地的许多宗族,即使是“兄弟析炊,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注:同治《苏州府志》,第3卷,“区县志”。)。 中国传统宗族的这种特点,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相适应的。
但是到了近代,随着新式商业的迅速发展,传统宗族的这一特点开始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新兴商人所在的宗族,这方面的变化更为突出。近代的新式商业,最初都是产生于通商大埠,而不是乡村。因此,要想从事商业活动,就必须离开原先赖以生存的乡村来到大都市。更重要的是,近代新兴商人不像传统的商人那样,经商致富之后的归宿,依然是回到乡村大量购置土地,维护和加固传统的宗族组织。近代商人外出经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都成为经商之地的新移民,不再将资金投向家乡的土地和宗族,而是不断用于发展工商业。因而当其经商致富之后,不仅不再回归乡村的宗族社会,相反还吸引和促使宗族中更多的成员来到商业都市。伴随着这一转变,商人宗族即逐渐打破了传统宗族的地域封闭性特点,日益表现出开放流动性的特征。
例如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实力雄厚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都十分活跃的商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从其他地区移居上海的商业移民。他们在初期具有某种客寓性质,但包括其后代都长期定居上海,并将自己的事业乃至生命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自然成为新一代上海人。这样,他们与上海商业社会的联系也逐渐比家乡的宗族更为密切。
另外,在封建社会中,除了像徽州等商人较多的个别地区之外,绝大部分地区宗族的社会生活也是比较单一封闭的。传统宗族的所谓社会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使传统宗族的社会生活只能是千年如一,无从改变其单一封闭性。不仅如此,传统的宗族对其族员的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控制,不允许族员违反族规随意行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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