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宗族的教育功能,在近代商人宗族中同样也明显削弱。过去,宗族大多通过开办义学、塾学,发挥其教育功能,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相适应的。及至近代,一方面传统的义学、塾学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式学堂越来越多,商人宗族的子弟纷纷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与此同时,广大商人也充分意识到发展新式教育和学习新知识,对于兴盛实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到晚清时期许多财力比较雄厚的行业,还相继自行创办新式实业学堂,以相当优惠的条件,甚至免费为本行业的子弟提供学习机会,从而使宗族内部的教育功能更趋减弱。
在传统宗族功能不断削弱的同时,近代商人宗族日渐显现的新功能,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应该说,传统的宗族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是农村从事某些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并且还有在经济上救济互助的职能,即所谓“廪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02页。)。然而,近代商人宗族的经济功能, 与上述传统宗族的经济功能却有所差异,它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相互救济,而是成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单位之一。资本较少者,有的是由一家开办规模较小的新型商店,以本宗族的部分成员充当店员;资本雄厚者,则创办较大规模的公司,吸收更多的宗族成员参与公司的管理或是作为劳动力;还有的创设了近代工矿交通金融企业,近代著名的工商企业中,有许多即是属于家族性企业。例如在近代中国号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荣氏家族企业,在民族资本卷烟业中名列前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此外还有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公司等,都是中外著名的家族企业。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近代的新型股份公司,有许多是通过宗族吸纳股份,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得以顺利地创办并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这些都说明,近代商人宗族新的经济功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商人宗族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可以说都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由旧趋新转型变迁的结果,同时又与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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