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纲常礼教之本，严夷夏之大防，仍做天朝上国的美梦；一种是讲究实际，正视现实，经世致用，引“西学”以补“中体”之不足。这种相反的行为取向便引发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九十年代的“中体西用”之争（注：“中体西用”，既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认识模式，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也是一种情感模式，它涉及到民族情感和道德伦理情感；同时，它还是一种行为模式，因为它毕竟又有实践的意义。），造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两种行为取向的对立。
如果说类似于顽固派与洋务派这种相反行为的对立，属于行为个体之间的外部对立的话，那么，传统的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转变中，也曾产生了每个个体行为自身的内在对立。如洋务派，他们的行为取向一方面是维护传统的封建体制，另一方面则是以引进西学破坏离析这个旧体制，“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很能概括出这种行为取向自身的内在矛盾性。而导致这种行为矛盾的诱因，自然在于洋务派对于中西体用的无知与隔膜，这是一种盲目无知型的内在行为对立。
与洋务派不同，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内在行为对立则表现为十分清醒的理智型。戊戌与辛亥两代人，他们对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自由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严复认为“政俗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注：《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7页。）。他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概括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3页。）。孙中山等人更是大力提倡“自由人权”（注：《复五大洲华侨电》，1912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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