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的纠正和反拨。孙中山特意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旨在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并提高革命实践的信心。不过，这个相反的命题难掩其轻视和小看实践的片面性，从而把戊戌一代对“行”的疏离推到淡化与轻视的程度（注：应当承认，孙中山及辛亥一代人在具体人生实践上并没有忽视“行”的重要意义，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本身就是实践家。这里说的是他在学理上所造成的片面性。而学理上的片面性与其实践直接相关。辛亥革命失败，他认为多数国民不觉悟是主要原因，因此主张进行“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对于*家的*主张而言，属于实践的范畴，是一种行为取向；而具体到行为个体而言，则属于“知”——思想、意识、观念的范畴。）。上承辛亥一代人的这一学理致思，加上辛亥革命在实践上给人们带来的失望情绪，“新青年”一代从对“知”的重视进一步推到对整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视，所谓“新文化运动”，所谓道德启蒙，都在“知”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对辛亥革命这一注重实践和行为的反拨，倒不如说是向传统社会注重思想道德、讲究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此说略嫌苛刻，若从反对封建道德伦理的角度着眼，“新青年”一代是在用传统反传统，即以传统的行为模式去反对传统的道德伦理。
二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竞争与互助的矛盾性行为取向。传统的行为模式讲究“温良恭俭让”，力求整体的和谐与平衡。因此，“中庸”便成为一种人生境界，谦让则是一种做人美德。奉行这种行为模式的传统社会，自然充斥着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民风民气多暮气少朝气，整个民族缺乏一种冒险与探索精神。至近代，由于民族屈辱对情感的刺激和进化论的传入，使竞争精神与淘汰意识随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深入到国人的骨髓，因此，进取冒险精神被大力提倡。严复在《原强》里大讲鼓民力，又在《天演论》等译作及按语里介绍西方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辟一题《论进取冒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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