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第111页。）。但是，不论是严复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把国家整体的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内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2、282页。）。显然，理智上是大力伸张个体的自由民主权利，否定和超越传统的行为方式（注：传统的行为方式，既有重经验、尊成规、面向古代；讲实用、求近利、切近现实人生；也有讲中庸、重整体、贬个人、忌讳超越。），而在具体的行为取向上则以整体压倒个人，无意识地复归传统的行为方式。这种理智型的内在行为对立的潜因，是“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的救亡浪潮，亦即由民族情感充当了分解个体内在行为的酵母。这是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的第二大特征。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这种转变方式，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幅度的加大与深入递进，在20世纪初几乎衍化成为行为本体自身的人格分裂和取向的对峙。这与前面所讲的行为本体内在的相反行为有所不同，前者表现为学理上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后者表现为行为本身的矛盾对立。如世纪初的不少学人，他们一方面由社会良知的责任感出发去关怀现实，参与*；另一方面则由知识关怀的本能驱动，欲求远离*、超越现实。于是便形成了出世与入世、超然与介入的矛盾行为取向。梁启超、张君劢、胡适、黄炎培都曾在这种两极对立的行为取向中置自己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其中不仅仅有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的反差问题，有学术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区别问题，还有一个对于社会*整合所采取的态度问题，亦即行为本体对两种关怀所具有的信心问题。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二者关系的人不是没有，依朱学勤博士的看法，同一时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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