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一个罗索，中国有一个“二线人物”丁文江（注：罗素不仅“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其“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供‘卒’。”丁文江“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1)罗素曾对英国人说过，“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见胡适著《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第184页）。），但毕竟是少数。可见这种平衡能力一直是中国近代乃至现当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李大钊所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似乎只能是一种理想。
行为方式在近代转型的第三种特征，是行为方式与思想的脱节与疏离。传统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往往笃信“知易行难”说，如“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注：《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注：《尚书·说命中》。）。因此，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一般以书斋学者著称，而不是以学行并重见长。中国古代实验科学的阙如或不发达，与这一传统文风有直接关系。近代学人在特殊国情的刺激之下，社会关怀增强加大，由经世致用促使实践性被提到人生的议事日程，行为方式有明显改变。但是，在行为方式的具体操作层面则出现了知与行的疏离或脱节。如康有为说的“思必出位，所以究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注：《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图书社，1953，第33页。）。这种“思必出位”与“行必素位”的对立，在谭嗣同和严复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戊戌学人所共有的行为特征便是“其思想恒极于极下极远”，而“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注：《戊戌变法》（一），第312页。）。辛亥一代对此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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