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抽象理想之通性”，可以说就是“克里斯玛”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则是不少学人可以作为个体文化生命的东西，否则王国维便不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交，义无再辱”的话（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54页。）。

　　同一时期不仅仅只有一个痛苦难解的王国维，梁漱溟也曾两次企图*，后来隐居潜心于佛法。章太炎说：“今日所观察者，中国必亡，更无他说。余只欲避居世外，以作桃源，一切事皆不闻不问，于心始安耳。”“要之，仆所怀者，唯有一死，次则出家为沙门也。”（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452、497页。）吴宓也曾说过，他与陈寅恪“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陈寅恪主张“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48页。）。他们的痛苦是用理智压抑的痛苦。黄节与人“谈及中国现时局势，及文化德教覆亡绝灭之可忧”，则“几将泣下，泪已盈眶”（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第52页。）。理智、刚毅如鲁迅，也曾陷入失望、绝望的心境中，先后几年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们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