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清朝统治的末期，广州地区的乡村治安情况已经十分混乱。在广东独立后，“各处乡人，尚持复仇之说，专与前日绅士为难”，特别在顺德等地，“连日拆毁绅屋，更声言寻杀”。（注：《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善堂、商会上书胡汉民说，由于军警大量集中在广州，各属空虚，“各地扰乱，日已数起”（注：《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50页。）。1912年春，广东军政府鉴于在财政上无力负担数以十万计的民军，加上商界抱怨“民军云屯，秩序麻紊”，（注：《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1912年印本，谢昆彝序。）于是着手大规模地解散民军。民军原有148440人，先遣散了99830人，以后又陆续遣散9000多人。（注：《粤省陆海军情形送部》，《民生日报》1912年12月16日。）被遣散的民军只得到为数甚微的“恩饷”，回乡后无田可耕、无业可就，“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因而弄到遍地皆匪，各属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河道纷歧，易于集散藏匿，更为猖獗”。（注：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3～164页。）

    广东军政府为清除盗匪，恢复秩序，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乡村，1912年5月，开始在全省大举清乡，派出的军队“尤以驻扎广属（即原广州府属县）者为最多”（注：《广属军队之星罗棋布》，《民生日报》1912年9月20日。）。广州地区的清乡先后由著名的同盟会员朱执信、周之贞负责。顺德县又一次成为清乡重点中之重点，“各处军队联合围捕，几于无乡不到，无日不围”。（注：《白日当圩抢劫》，《民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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