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页。），更成为官方文书和报纸报道的老生常谈。清末负责广东全省清乡的水师提督李准认为，广州府的顺德、南海、番禺、香山、东莞、新会、增城、清远都是“盗匪”特别多的县份。（注：《李水提规划全省缉捕办法》，《申报》1911年2月16日。）而且，革命党人起事时常常发动会党、绿林。广东官府竭力维持、加强原来的社会控制系统，例如一再整饬吏治、鼓励士绅办团、经常举行清乡等；另一方面，在清廷实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又竭力给社会控制系统增添新的内容，如整顿防营、创办新军、设立巡警，以及督办地方自治、建立谘议局等。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军队、警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广东当局在整顿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可说是不遗余力，但成效有限。以陆军为例，驻防广东的八旗（均驻广州城）6000余人，经编练后有3200人纳入新体制，但这3000多人的八旗兵对广东辛亥革命的进程并无影响。传统的经制兵绿营，到1910年全省只剩下4872名（驻广州地区的只有几百名），县毫无战斗力。广东新军原来计划编两镇，但直到1909年底才达到一协的规模，1910年初，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事后大部被遣散，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勉强成镇。维持清朝在广东统治秩序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巡防营，1910年有38729人。（注：关于清末广东军事力量，参看中山大学历史系何文平的未刊硕士论文《晚清广东军事变迁与近代化——以陆防为中心，1875～1911》（1998年）。）到1911年全省各级警官、委员共1047人，巡警8015人。（注：《全省警务员统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9月13日。）靠这些人数有限、素质不高且*上未必忠于清廷的军警，清朝广东地方政府自不可能应付全面危机。
清朝官员寄希望于士绅，多次要求士绅举办团练，也得到部分士绅的响应。广东官绅曾讨论，“先办省团，次乡团，次沙团”，省团勇费由善后局指拨，乡团、沙团勇费按咸丰年间的办法每亩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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