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岑春煊督粤时曾规定各地文武官员按月查报“匪首、匪众、匪乡、匪族、匪窝、匪械、匪案”，但1911年初张鸣岐到任后发现，“近年各属多有未据查报者”。（注：《张督宣布办理各匪之政见》，《申报》1911年3月1日。）这除了因为官员怠于政务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无法掌握乡村的情况，即使填报，恐怕也只能虚应故事。以官绅为一方，以革命党、会党、绿林、农民为另一方（尽管四者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在广州地区的乡村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后者虽然未能战胜前者，但前者日渐失去了对乡村地区的控制。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平日并无在乡村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武昌起义后才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动了数以万计的民军。（注：武昌起义之后，胡汉民11月29日才回到香港，然后召集会议决定派人发动各地民军。参看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出版，第121页。）
在省城广州，官吏众多，军警林立，还有官绅主持的各种维持治安的机构，自然不至于出现乡村地区那样基本失控的情况。但是，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在清末最后10年也再不能如常运作。1907年，由于街道的公费不足，地保的“工食”不能保证，而官府又要求“倍缴充费”，广州城各甲的地保无人愿充，“以至缺额久悬，街坊各事乏人经理”；在职的地保也请求退役。（注：《地保禀请退役》，《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3月9日。笔者相信，此后，地保制度在广州依然维持，但由于情况变化，当地保无利可图，其社会控制的职能必然大大减弱。）新设立的巡警一开始就因腐败扰商被商人批评，在一次警商冲突后，商人愤怒地说：“凡设巡警局，系取征于商民；商民之养巡警，系求以自卫；今横押横殴，是设局反而害商，养兵反以害民”。（注：《粤垣罢市》，《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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