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集。（注：《广东议办团练》，《申报》1905年1月10日。）在绅权特别强大而盗匪又特别活跃的顺德县，士绅对办理团练表现得相当积极。1903年，顺德县规复全县的团练局，“四乡亦以盗贼猖獗，亟言自卫，于是数堡数乡联防之议起”。（注：周之贞主编：《顺德县续志》卷3，“建置略”2。）官府还鼓励顺德士绅实行“加收亩捐，办团编营，配船游击”以及“捐款建碉”等办法，并向其他县份推广。（注：《两广官报》辛亥年第14期，“军政”栏。）粤省大吏在筹办地方自治时特别要求士绅举办家族自治，（注：《通饬劝谕绅士举办家族自治》，《申报》1910年8月28日。）以求巩固士绅利用族权对乡村的控制。1911年粤督张鸣岐奏请以在籍翰林院编修江孔殷为广府清乡总办，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广府士绅的全面支持。
但官、绅的合作仍未能改变乡村逐渐失控的状况。在顺德县规复团练局以后，该县“素称殷富、地密人稠”的桂洲乡（离县城十余里，离省城也只有几十里），却成了三合会、盗匪公开活动之地，时人认为“情形直与咸丰四年红匪作乱时无异”（注：《顺德桂洲乡匪风之猖獗》，《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11月11日。）。1910年，顺德不少地方由于“会匪”猖獗，不入会者无以自保，“是以大生意以及富户并斯文中人，均多入会”；入会的甚至还有局绅。（注：《欲安居局绅者亦须入会党》、《顺德三十六乡会匪披猖之可虑》，《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9月17日。）革命党、盗匪的活动都是相当公开的。加入了同盟会的绿林李福林日后忆述说，在清末，扩大同盟会的办法是专门请来戏班连日演戏，在演戏前上台宣传革命，接着招收新会员。（注：李福林的回忆，见《李福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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