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广州地区，是指以省城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州府则下辖14个县。（注：本文的资料主要是关于广州城与南海、番禺、顺德三县的。）广东在清朝被视为富庶的省份，但真正富庶的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清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因此，朝廷对巩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非常重视。广东督抚通过各级地方官僚系统，以军事、法律、教化等手段维持大清皇朝的统治秩序。众所周知，清朝的最基层政权机构就是州县，但无论在城乡，除了州县直接的治理之外，还通过保甲、乡约、公局等机构，使清朝的国家权力深入到街区、村庄。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广州地区科举发达，士绅众多，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士绅都在乡约、公局等机构议断民间的争执，办理地方公益等事务。（注：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提到，“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那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的事，都由公局的绅士议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9页）而包括广州在内的城镇的街区，情况也类似，当时的报纸有不少报道。乡约、公局应是相同的机构，如顺德县各乡的公约由各公局改名而来。（《顺德县续志》卷3，“建置略”2，“团局公约”））与历史上各个朝代比较，清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曾经是相当严密有效的。19世纪50年代，洪兵起义席卷珠江三角洲，但终在官绅联手镇压下失败。（注：《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之“中外反动派镇压洪兵文件”、“清朝官吏专集”，中册之“私人论著”，下册之“方志”等部分都有大量记述。）

    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统治秩序又遇到严重的挑战。19世纪晚期，有人已说“广东近来盗贼之多甲于天下”（注：《论粤中盗患》，《申报》1890年12月10日。）。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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