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情况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起义虽然失败，清朝的统治秩序虽然表面恢复，但造反、牺牲的革命党人受到广泛的尊崇。清朝官吏对各界居民同情、怀念、宣传、祭奠黄花岗烈士的各种行动，都十分无奈而没有施以高压。起义失败后48天，革命党人黄世仲就在广州《南越报》开始连载“近事小说”《五日风声》。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那样，它实际上是一部记述这次起义的报告文学。《五日风声》毫不掩饰地颂扬起义者，对清朝官吏、营勇则予以谴责。（注：方志强编著：《小说家黄世仲大传》，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30～233页。《五日风声》全文收录于同书389～414页。（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曾出版《血泪黄花·五日风声》））其时起义者的血迹未干，《南越报》就敢于公开连载这样的文字，而官府也没有封禁，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粤海关1911年的报告说，“本城各家报纸，向皆极力鼓吹革命”。（注：《近代广州口岸社会经济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一些并非革命党人办的报纸也是如此，如《人权报》，“本非同盟会机关，惟排满论则最为激烈”，因而发行量大增。（注：《广东之报界》，《申报》1915年2月5日。）宣传革命竟然成了报纸的卖点！清朝官员曾根据《报律》查究宣传革命的报纸，但处分很轻。（注：清朝官员在广州也封禁了一些报纸，但主编、记者很少受处分。《天民报》因“冒渎乘舆及诽谤朝政”，编辑人黄平被判徒刑1年；《中原报》郭唯灭因鼓吹革命被判9个月，罚金75元。见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4页。）当然，这并非因为官吏的宽容，而是社会心理趋向如此，官府也禁不胜禁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武昌起义以前的广州地区，尽管清朝官吏仍治理着省城和各各县城，但整个社会控制系统已不能正常运作：军警战斗力低下，官吏对维护清朝统治信心不足，保甲制度名存实亡，官绅已无法控制乡村，对城市的反清宣传也无力禁止。革命党人、绿林好汉可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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