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演戏积弊丛生，具体如下：“戏价在百串之外；绅社人等滥用分肥，多于戏价两三倍；合村接待亲朋之肴馔，妇孺之衣服，簪珥之装饰又多数十倍；更可恶者，演剧之场必有*棚数十处，每棚有数十人之费用，此等匪徒每到一村，必与绅社人等以一定之棚价，绅社人等利其棚价，遂任其害人子弟，耗人资财，是以演剧不过数日，至今人民终年困穷”。（注：李刚己《教务纪略》卷四，杂录，上海书店，1986年。）有鉴于此，教士重返山西后，以不拜偶像为理由，禁止教徒参加演戏酬神活动。我们应该承认，传教士对于演戏酬神这一民间习俗弊病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遗憾的是，他们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圈子的局外人，始终不能洞悉这一习俗在乡土民众当中不言而喻的社会功能。
二
在西方传教士的种种压力下，总理衙门被迫于1861年11月下令“迎神演戏赛会烧香等事，与伊等无涉，永远不得勒派。惟修路，填坑挑河，以及编查保甲，看守青苗，凡乡里一切守望常规，并例有差徭，皆民间分所当为之事。所有教民，虽习贵国之教，犹是中国之民，此等费用，仍应照常摊派”（注：《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20页。）。
虽有朝廷谕令，但如前所述，山西一些地方民教双方由于戏份问题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我认为应从绅士与民众两个视角加以剖析。
首先，戏乐纠纷反映了传教士、教民与中国本土社会的冲突已触及到了基层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教民不纳戏份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但始终无法获得乡绅的谅解。迎神赛会以社区为活动单位，大多数是由乡绅发起和主持的，体现了他们对于民众的制控权力。晋东南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的地方文献，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种社的基本职能的具体描述。据新编《郭峪村志》载，“里社有社首，由推举产生，里社设在大庙，主管春秋祭祀，庙宇创建及维修、祈雨、庙会、看庄稼、巡更、查夜等事项，具有很大权力”。《郭峪大庙墙碑记》记“如违反条约，强梁不服者，阖社鸣鼓而攻，罚必加倍，祈神圣鉴察，降下灭门灾祸”（注：山西《郭峪村志》，转引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载于《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说明了里社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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