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ge《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载《新史学》（台北）第12卷第2期（2001年6月），第1-38页。）。不过，20世纪最初十年在清政府鼓励下各地自行编纂出版的乡土教材，却似乎为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笔者认为，清末这股编纂乡土教材的热潮虽属昙花一现，却反映了清末宪政改革期间，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地方上的读书人如何运用一套新的话语，尝试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识以及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本文尝试以笔者所见1906年至辛亥革命前广东编纂或出版的乡土教材为主要素材，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本文所讨论的乡土教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大致根据传统方志体例编纂的“乡土志”，二是按照当时为适应教育改革而兴起的各类新式教科书的模式而编纂的“乡土教科书”，两者在形式、内容以及编纂动机上虽有所区别，但在内容以至概念和词汇的运用上却有着某种因缘关系，不妨一并讨论（注：本文使用的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除特别说明外，俱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癸卯学制 上行下效
光绪末，清政府以时事多艰、兴学育才为急务，积极推动教育改革。1902年颁布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纲领，叙明“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鼓吹“爱国”的味道并不明显。至于运用乡土素材作为教学内容的主张，亦未觉突显，尽管在该章程有关“寻常小学堂”第二、三年及“高等小学堂”第一年“舆地”一科，分别注明讲授“本乡各境”、“本县各境”、“本府各境”和“本省各境”等内容，但两级学堂的历史科目，不过是按照朝代体系的通史逐年教授，没有提到教授地方历史的要求（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以下简称《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0-273页。该章程规定儿童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读寻常小学堂3年，随后入高等小学堂修业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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