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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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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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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nn、Geiermann或Geierzmann，乃尝试循此线索追查此人资料，惜暂未有所获。另一可兹为据的资料是序于1907年的江西省《新修建昌县乡土志》，该县知事在总序中提到他在“丙午(1906)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注：《新修建昌县乡土志》，《总序》，［出版时地不详］，序于光绪三十三年。此份材料承蒙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提供。）。可见，德国和日本是清末“乡土教育”概念的重要来源。值得指出的是，有关研究显示，19世纪日本乡土教育的推行，并不是从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团体努力的结果。据Karen Wigen研究，在明治维新初期，“乡土学”主要靠民间学人推动，并没有在日本正规地理和历史教育体系中占一明显的席位。19世纪80年代，长野县部分教师深受瑞士教育学家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启发主义”的影响，在日常课程中加入一些与本地地理和历史有关的内容。他们相信，对于某地的研究必须从学生对自己所在之地进行细心观察开始，学好乡土知识，才能为日后学习国家和世界地理打下良好的根基；此外，乡土教育亦能让学童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是为促进爱国主义的基础。当时，热衷乡土教育的日本教育家，陆续刊行乡土教材的编纂指引。这些乡土教材，一方面把地方的材料套在日本帝国历史的框架里各就其位，另一方面运用对远古历史的描述，把地方上崇拜的神ｚｈǐ＠②、氏族崇拜的神ｚｈǐ＠②与国家级的神ｚｈǐ＠②联系起来。长野县的历史学家在1897年更成立了“大日本乡土史编纂会”，他们认为，俟乡土史累积至相当数量，便成为一部国史了。不过，这种地方性的努力却不为国家教育当局欣赏，到了20世纪初，更遭到有关官员的打压。（注：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特别是长野县乡土教育的情况，见Karen Wigen,Teaching about Home:Geography at Work in the Prewar Nagano Classroo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9,no.3 (August 2000),pp.550--574。）由此或可推知，由于推行乡土教育并非日本政府官方的举措，晚清政府在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在小学阶段加入乡土教育，可能是中国官员、各地到日本留学或出访的读书人，与日本民间教育界人士交流接触的结果。
旧瓶新酒？旧酒新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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