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第48-49页。）1900年以后，国内外陆续创办的报刊，如《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均刊行了不少以国民思想和民族主义为题的文章，其中言辞较激烈者，强调民享、民有、民治的原则，甚至说一国可以无君，却不可无国民，这些言论已经在“国民”的观念上赋予了批判君主制的意义（注：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第13页。有关清末“国民”与“国家”观念如何形成和解释，可参考王ｆàｎ＠①森《引论：晚清的*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比较起来，在官方正式颁布的教育政策文件里，“国民”和“国民教育”等用词，却似乎到颁布癸卯学制(1904)时才出现。究竟政府是落后形势，还是故意要与维新或革命分子划清界线，暂且不予深究，惟可肯定的是，当官方也用上“国民”一词时，其背后的意涵，与革命分子是大异其趣的。论者一般认为，清廷以至后来的国民政府自上而下鼓吹的“国民”观念，更接近英语“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义，“national”观念强调的是人民对国家或政府的义务，“citizen”突出的则是人民参与*的权利（注：必须指出的是，英语世界对“citizen”这个观念的理解与诠释也一直在变动，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看Peter Zarrow,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West.In Joshua A.Fogel and Peter G.Zarrow,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1997,pp.3-38。也有论者指出，清末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的文献，对于“国民”及类似概念的运用与理解，并无一定的共识，据Joan Judge研究，清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甚至将“臣民”和“国民”这两个词汇交替互换。（参见Joan Judge《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新史学》［台北］第12卷第2期，第24页））。《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谓“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明显就是把“国家”凌驾于“国民”之上（注：引自璩鑫圭等编《学制演变》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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