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回顾十多年来徽州文书的研究成果，并兼述一下与徽州文书研究有关的学术动态。

            一、徽州文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徽州文书研究始于阶级关系领域。八十年代初期，租佃关系与土地关系一度成为热点，进而开始对徽州文书进行经济性的分析，徽州文书中的租佃契约、租谷簿、抄契簿、置产簿等成为经济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这些研究者试图利用微观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佃农的地位、地租率、地租形式、粮食产量等方面的内容，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着眼于宏观的经济史研究常常仅仅根据三、五条未必具有代表性的事例而轻率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至于将前一朝代甲地的某些事例同后一朝代乙地的某些事例相比较，从中得出什么‘发展’、‘变化’的结论，那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前言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八十年末期以来， 一些研究者又开始尝试从经济史与社会史两个角度来对徽州文书进行经济性分析，通过对土地价格、土地买卖、土地经营以及粮食亩产量等方面的探讨来剖析当时的社会实态。明清时代，土地的私人所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买卖日趋自由，周绍泉根据历史研究所和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土地买卖契约的不完全统计，探讨了明代的土地买卖频率，分析了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加剧的内在原因，指出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人生不可以无田”是一个无法动摇的观念。稍有田产的小户以田产为衣食之源；做官为宦者，认为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而坐商行贾则视田土为“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财富，故而信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信条。（周绍泉《试论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趋势——兼论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4 期）。彭超利用安徽博物馆馆藏的明清徽州契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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