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史料的不足造成的。但在现存的徽州文书中则发现了珍贵的黄册底籍以及与黄册有关的归户册、实征册、编审册等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推动黄册的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范围，探讨和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年出版的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是利用徽州文书中的黄册文书来研究黄册制度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最新成果。在这部36万字的著作中，作者依据近百万字的黄册文书与大量的文献史料，并吸收和借鉴了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黄册制度本身及明清社会经济史中某些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该书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比如作者纠正了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明代“黄册原本”照片的错误认识，并对《明史》中关于明代甲首户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甲首乃为一种职役，不应当作一甲之首来理解。对于黄册人口登载事项，特别是妇女的登载情况，作者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明代中叶以后，黄册所载女口一般不包括妇女小口在内。该书还通过对黄册资料的统计分析，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各阶层土地占有、田土占有分布形态、土地买卖、农村经济结构、大户地主经济形态，以及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
对于阶级关系，虽然近年来专门分析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但并不是说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没有争论。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其它领域研究的深入，对于阶级关系的探讨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对于雍正五年的开豁世仆谕旨的具体实施情形，由于乾隆年间休宁县十二都渠口村汪、胡主仆互控案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而真实的个案。1995年，陈柯云在《清史论丛》上发表的《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的实施——以〈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为中心》一文就是以乾隆三十年冬到乾隆三十三年四月所发生的互控案为线索，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自从雍正五年的开豁世仆谕旨颁布以后，在徽州所引起的震动，它涉及到谕旨的下达途径以及包括巡抚、布政使、知府、县令等各级官员的批示、详文、奏折、官府告示等等，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为我们分析了长达三年的互控过程中知府、府学、县令、监生、家主、佃仆等各色人物的态度与行为，特别是休宁县令对于主仆双方的态度的转变，说明了“谕旨”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强宗大姓压良为仆，也激起了佃仆争取摆脱仆人身份的斗争，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仍然无法改变佃仆制的根基。周绍泉在《清康熙休宁“胡一案”中的农村社会和农民》（《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