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被从常规教育中取消了，它不再是捆绑今人手脚的神圣律令，却被纳入了思辨的哲学学科中，成为了哲学史、伦理学史的一部分。

　　随着科举的打碎，新型教育的发展，留学大门的敞开，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产生了。就是最表面地看，也会发现，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大为不同。他们在诸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知识的多样化代替了单一的儒家经学教育，已如上所述。这一多样化又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除少数读书人从事自身阶层的再生产，即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作官的道路，所以士、士大夫至今在人们心目中是相近的名称。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表现出五花八门的职业身份：洋务专家、近代商人、科学家、工程师、报人、学者、职业*家、革命党人。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规范。而新型知识分子被近代分工化、专业化所决定，他们各自为社会完成着不同的职业功能。他们不再显示出传统知识阶层的高度同质性。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瓦解，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学中开始寻求形形色色的新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晚清洋务派是最后一代中国“士大夫”，那么戊戍的改良派人士算得上过渡期的知识分子了。据统计，戊戍变法的领导人物中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2人。他们中5人曾游欧洲，1人曾去日本。他们关于西学的知识多得自介绍西学的著作或翻译作品。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正式或仅非常短暂地作过几天大官，即作过士，没当或仅当过几天大夫。辛亥革命中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科举功名的不多。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多是留日学生，有传可考的328名革命党人中有科举功名的仅43人：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但尽管他们多接受了西学教育，他们的西学文化素养并不深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辛亥以后，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整整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才崭露头角。

　　虽然新学到二十世纪初叶时已在中国落户，并且日具规模，但终因历史短。条件差，基础薄，多数精通西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留学归来的学者。厦门大学1927—28年间的教授中86％是西洋留学生，副教授中83％是西洋留学生。清华大学1937年有教授94人，除一人曾去香港学习，另一人未留学外，其余全部留学美、日、欧，而这唯一的一位未留过学的人是国文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