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却没有探讨要“致远”是否非“马体”莫属;要达到一个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现代化总不能缺少诸如“理性”这样的最基本的特征,但是与理性精神相符的是否只有西方社会的一个模式呢?
当今日本社会中浓厚的集团意识似乎与西方社会充份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流动性不同。日本社会中重集团内部的情感交流与西方企业中只有专业化业务交流不同;重集团内的工作资历又与西方完全凭成就不同。似乎前者的这些特征更接近于传统社会,但恰恰是这种企业在追求效率上比起后者毫不逊色。可以说,日本社会的“体”已经改造完毕了,与现代化之“用”极为合拍。它当然不再是封建社会的旧体,却是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体”。一句话,现代化也不是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
对于全盘西化的主张,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可否作到;二,是否最佳。
西方社会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社会体制是在西方社会一两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改良、完善的过程。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就是有心一下子全盘搬到中国,实际上也必须要逐步去作。而自家传统又不是能一下子忘记和灭绝的。因此在这个适应新价值观的过程中,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经历一个融合,即“化”的过程。从另一方面说,一个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社会多数成员发自内心的信奉和遵从之上的。外来的价值观不同于外来的技术知识。技术引进可以马上致用,而价值观却要经历一个被大众接受、信服的过程。一伙知识精英认为最好的价值观,如果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仍然不能成为社会价值观。春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却不是每一家的价值观都被大众接受了的。多数思想仅在文化史中具有价值,未对社会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引进西方价值观,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全盘西化,说来容易作来难。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变成枳。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物种尚且要变,更何况文化和价值观。所以吉田茂说:“即使能够输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要引进其*观点、文化以及思想方法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象这样一些所谓价值体系如果不是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它,那么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的道德基础。”<%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第22—23页。%>
这些道理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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