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中留学生比例甚高。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几乎个个是留学生出身。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人，其中75人是留学生出身，占总数92.5％。中央研究院中的数理组（院士28人）、生理组（院士25人）的院士全部是留学生出身。人文组中28位院士中也有22人是留学生出身，仅6人未出洋学习过。而这六人（余嘉锡、张元济、柳詒徵、陈垣、顾颉刚、董作宾）均系国学大师。其中四人虽未出国，却接受了新式的高等教育。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精英中留学生出身的比例仍然很高。1956年中国科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共有学部委员233人，其中188人留过学、38人未留过学、7人情况不清，已知留学出身者占总数的81％。数理化部学部委员48名，其中47人留过学。占该部委员总数98％。生物地学部有学部委员84人，其中71留过学、10人未留过学、3人情况不清，已知留学生数占该部委员总数的85％。技术科学部有学部委员40人，其中37留过学、2人未留过学，1人情况不清，已知留学生数占该部委员总数的93％。哲学社会科学部有学部委员61人，其中37人留过学，25人未留过学，3人情况不清，已知留学生数占该部委员总数的61％，其中很多国学大师，如史学家陈寅恪、向达、侯外庐；语言学家吕叔湘、王力；考古学家夏鼎等都早年留学国外，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我国知识精英学历上的这种构成说明了敞开国门的重要性。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即使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也要时时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发展中国家、文化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就更要敞开自己的大门，迎接西方的先进文化，奋力赶上去。

　　开放、多元和现代化是东西文化碰撞后的历史趋势。“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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