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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西学东渐与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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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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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洋务派成员多是执政官僚，这口号对于他们是一种政策。在*主张上掌权的人与在野的人往往有保守与激进之分。一方面，这是因为掌权的人蔽于事务，眼界无在野的人开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掌权的人总要考虑现实性、可行性，总要平衡各派力量，总想赢得朝内多数人拥护。很多研究家指出，一些公认的洋务派人物思想上也是希望多一些“西体”的。例如郭嵩焘，认为官办企业办不好，“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赞同英国议会制，批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甚至李鸿章早已认清了“此乃三千余年之大变局也。”也明白：“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宦任之”，但事关“国计民生，需要官为扶持并酌借农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如果考虑到中国官场中一贯谨言慎行、看风使舵、高度重视策略性的积习，可以认为，一些洋务派人士的真实思想未必与早期改良主义者有很大的距离。“中体西用”是一个混合物，既含有他们的基本思想，也包含策略、可行性考虑，等等。而改良主义者多是在野、或不居要职的人物。这两批人的视野是不尽相同的。前者看官场小天地多，后者能更多地看到中西交锋后的历史趋势。即使前者中的一些人拥有后者的思想，但他们从官场时宜考虑，毕竟仍在坚持“中体西用”。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强运动来得太慢，甲午中日战争终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正是从这一失败中人们更清醒地看到了方向，更敢于畅言改良，把思想解放冲破“中体西用”的蕃篱。这场争论给予后人的重要启示是：改革的深厚力量在民间。郑观应、王韬都不是朝内高官。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参加戊戍变法前更属位卑的小人物。不管官僚个人的真实思想如何，在现实*中他们难免不是保守的。何况除了策略上可行性的考虑，制度的改革也毕竟在否定他们的既得利益。
不管“体与用”的争论怎样，随着与西学接触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了坚船利炮后面，既是一个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又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整体。对于前者，郭嵩焘早就指出了“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对于后者，连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后也改提“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以中西并列的关系代替“体用”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几千年历史”和“文化整体结构”也是不可分隔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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