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大一统以来，仅有的系统地学习外邦文明的一例。吉田茂在分析日本明治维新的伟业时写道：“唯有这种主动汲取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成为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与日本民族性格相比，主动汲取外国文化不是唐代以后中国民族性格的主流。为什么两个东方民族的性格如此不同呢？吉田茂认为：“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边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从古代的交通手段来看，日本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是不能统治日本的。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的性格，就是从这种历史事实产生的”。<%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第14页。%>如果从这个角度认识中国，我们在古代恰恰处在与日本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中。我们周围基本上没有一个比我们更文明的民族，一向是文化输出而不是输入，佛教是仅有的一个例外。相反，却有不少野蛮的游牧民族不断地侵扰。中华民族在这种与日本民族完全相反的人文地理环境包围下渡过了漫长的历史，自然形成了与日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性格——没有汲收外族文化的热情（一向以为自己的最好），却有抵制外族威胁的习惯。日本在中国之后，才被西方的炮舰敲开大门。同中国一样，他们也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以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第3页。%>而中国在西方的冲击面前，从傲慢无知转向张慌失措，这些都不能说与传统和民族性格是没有关系的。
以上原因已经造成了缺乏同外界交流的兴趣和动力，皇帝偏偏还要在与外族交往上搞出一些特别的限制。最典型的就是自明朝开始推行的“海禁”，禁止近海渔人营造三桅以上的大船，禁止与外族贸易，违者杀头示众，全家发配充军。
与海禁同时，明皇确有遣使下西洋之举。但那与近代资本主义开放、扩张的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近代的海外扩张是众多的商人们的欲望的扩张，是商业性的，而郑和下西洋是贯彻皇帝的旨意，是*性的。前者成为了势不可挡的社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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