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决定的。即使生理机制是可变的，也远远赶不上文化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速度。因此，如果不同的环境会造成物种的差异，就更会造成文化的差异。当环境隔绝，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必然各自发展，日益差异起来。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特性，即文化是可传递的。生物的后天获得性是无法传给同侪和后代的，而文化却是可以的。这也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播化论”（diffusionism）。播化论者认为，人类文化上的很多共同特征是传播造成的。我们说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只能推论，人类将分化为几种灵长科动物。而事实上人类仍然是一个高度同一的人类，这既是因为人类还未经历那么漫长的异地隔离、独自进化的历史，又是因为人类有远比动物发达的信息传递手段。相互的影响和沟通，保持、促进着人类的同一性。因文化可传递、可积累的特性，同一文明往往覆盖了一大片无遮拦的地域。而当两大地域被高山、沙漠及人为的防卫所阻隔时，它们就会各自发展成相异的文明和社会。
西亚险恶的地理交通状况使得中国隔离于西方，这是中西方在古代较少联系，中国自成“中央之国”，中西文明走入殊途的最重要原因。只是随着近代工业的诞生，西方人才获得了足够的交通、军事手段，前来敲进东方的大门。中西文明隔绝得太久了，差异太大了，加上早期殖民者败坏的金钱欲，最初的碰撞是在仇视、不解和枪炮中进行的。东方的社会注定也会给予西方一定的、甚至持久的影响；但又必然是衰败的东方社会首先经受更大的震荡、失调和重建。正是因为中西社会在传统上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人家社会的“萌芽”，所以碰撞后带来的不是“催生”，而是模仿、学习。正是因为差异太大了，所以即使在主观上强烈地意识到，学习人家的文化和制度仍然是艰辛历尽、九曲百折。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与笔者史观根本对立的），即使没有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日后也会发展起资本主义，而发生在1840年后的事实毕竟是：中国的全部“新学”（即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五四”以来中国整整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是在直接间接地学习西学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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