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历史上，各大文明间的沟通与闭塞当然与有无技术力量去打通地理隔断有直接的关系。但心理观念上的开放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汉唐时的交通技术能力不会强过明清，可是自唐代以后至鸦片战争之前，再没有中国人向西挺进远过了张骞、班超、甘英和玄类的足迹。在明清时代，丝绸古道并未有新的开拓，甚至失去了往日的繁荣。钟叔河说：“从公元166年大秦始通中国算起，之后整整一十五个世纪中，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在中国同欧洲人员交往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自西徂东的时代”。<%钟叔河：《走向世界》，（第15页中华书局，1985）。%>见于史书记载的，在马可波罗前后，还有一批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上更是颇成气候了。而与此同时，几无中国人去欧洲，更没有出现一个取经欧洲的“玄奘”。中日邦交，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中国总是在施予——但只是在施予而不是主动的传播。和日本人热心来中国相反，中国人很少去日本旅行，更谈不到了解和吸收日本的文化了”<%钟叔河：《走向世界》，（第15页中华书局，1985）第110页。%>鉴真固然是去传教的，但这之前已有多少日本人取经求教、诚恳相邀了！中国人在外出传播文化上远没有西方近代教士和印度古代佛教徒那么大的热忱。以至最终，日本十分了解中国国情，而中国对近邻日本不甚了然。乾隆年间全国禁查私钱，在沿海某地发现了一枚日本的“宽永通宝”，朝廷竟以为有人图谋“大逆”，私自造币。

　　在古代历史中，文化交流的价值并不是象今天这样被人们高度重视的。它往往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虽然有时副产品的价值有违初衷或是超过了主活动的直接目的。在能够导致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军事、宗教、经济是主要的三种。

　　李唐王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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