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中华帝国再未恢复到往日的强盛。远征他国已成历史，相反到是皇帝对外强“神经过敏”的时候多。明太祖杀害功臣时总好扣上一项“通高丽”、“通日本”的罪名。不*人对其心理产生疑问：是他怕外部敌人、怕内外应合，还是社会上存在着仇视外邦的普遍情绪，他利用此种情绪去扣帽子、打击异己呢？不管哪种情况，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已不再处于声威远震、伸张四方的时代，再没有唐代边塞诗中显示的雄强气概了。今人总以长城为民族光荣的象征。虽然长城并非始建于国力衰微的朝代，并且在历史上对于保护中原人民安居乐业有过贡献，但是这样一种以限制自己为代价的防御观念，是有很大的负作用的。它所能赢得的至多是一个封闭体系的安宁，失去的是信息的交流和进取的生机。
宗教热忱是人类历史上，促进各大文明交往的主要动力和方式之一。玄奘历尽千辛万苦西天取经，在中西交通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写下了百代传颂的一页。但在中华文化以后的历史上再没有这样巨大的热忱了。就向外传教来说，中国人无热情。就从外取经来说，中国人更无热情。中国在儒教为主、释道为辅的千年传统中，已自成一体。人们难于拿出多余的信仰热情去寻求新教，因此再没有第二个玄奘跋涉欧洲了。或许也因为宗教（即使儒学）始终没有在中国获得它在西方一样的独立地位，它们总是在国家制约之下的。在盛唐那样的开放年代，以鉴真那样的声望，东渡尚几次受阻。即使最终历史上有过几位鉴真式的传教高僧，终因人数太少，形不成持久的往返交流的气候。西方传教士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因其浩浩荡荡，也带回了中国社会的信息。而中国赴日本的传教僧侣，竟没有带回任何有关日本的信息。我们有所施而无所得。这后果到是正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颇相一致的。
经济活动一向是交往的最主要动力和方式。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及其之后的殖民活动都是强烈地受商业动机支配的。在强本抑末、重农轻商的国策下，中国产生不了强大的市民阶层，商人怀抱不起江洋大盗的野心。这种国策决定了绝大多数人们生活在自然经济之中，没有贸易活动的要求。因而此种国策限制了人们的野心和活动范围，狭窄的环境反过来又制约了人们的眼界和观念。当洋人敲击国门，强行要作生意时，中国皇帝的回答是：“天朝无所不有”。这倒确实不是硬撑门面，他真的以为这个封闭的体系中是应有尽有的。
除去自唐代以来在军事、宗教、经济三个方面缺乏向外谋求的能力和动力外，我们也历来缺少主动学习外族文化的传统。佛教大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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