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理论界盛行着一种历史观，以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基本上遵循着同一规律和道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历史阶段接一个历史阶段地迈进着。各民族间的差别不过是在这条历史大道上迈进的先后问题。深究这种理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两个民族处在相互隔绝的地域中，为什么它们一定会沿着同一道路发展呢？这里我们无意在经验性材料中论争（事实上在这方面“削足适履”的作法已经太多了），仅想从理论意义上追问：相互无联系的民族沿着同一道路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单线进化论的经典作家摩尔根把人类的进化概括为七个阶段，他说：“人类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采取类似的路径而进行的；在相同的情况中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所有人类种族的脑髓的机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精神的活动原则也都是相同的。……对于人类起源的统一性所举出的理由，就其性质上言，再也没有比人类智能共同的原则更为令人满意的了。……由于这种原则的力量，所以人类能够在同样的情况中制造出同样的工具和器具，作出同样的发明，并且能够从思想的同样的原有萌芽发展出同样的制度”。<%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0、970页商务印书馆，1971）。%>但是为什么具有同样“体能原则”的同种动物隔绝在异地，天长日久会变异起来，而“智能的原则”使人类永远走在同一路上？“智能”的根本属性是生物的、器质的，还是文化的、后天的？摩尔根没有对此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解释。他以一个似乎不证自明其实模糊不清、充满争议的根据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人类的两大基本性质。摩尔根所说的“智能原则”和“生理需要”都可以归属在这两大范畴中。我们分别从这两种属性上认识人类各民族进化和发展中的异同。

　　在思想史上，任何一个领域中的重大突破都会对其他领域中的理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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