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在十九世纪中叶问世的生物进化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几乎那个时代的一切思想家、一切理论都多多少少地打上了它的印记。而又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说明人类生物属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借鉴，而近乎于进化论理论自身的伸延了。但是进化论的理论恰恰说明了物种由单一经变异和遗传变为杂多，即同种生物因适应不同的环境发生变异，在漫长的变异过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几种生物。别的动物如此，人似乎也应该如此。当他们处在异地，各自适应当地环境，应当产生变异，发展起不同的特征。“物种”毕竟是比较恒定的东西，至少千百年不变。社会形态和文化是比物种活跃得多的事物。在适应不同环境时，动物的体质尚且要变异，何况社会形态。从十九世纪的生物进化论推论人类社会发展史，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相互隔绝的环境中，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绝没有什么“历史注定”的共同道路。
今天，曾经批判了上帝决定论的生物进化论也受到了挑战和怀疑。达尔文进化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忽视了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别，它无力说明后天获得性是否可以遗传下去，怎样遗传下去。一些当代生物遗传学家甚至说：获得性不能遗传，基因不变，因此遗传是恒定的；进化的基础是基因的偶然突变。如把此种理论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中，似乎也能找到几种活化石一样顽固不变的文明型，如爱斯基摩人的文明。如果无外界影响，它们会变吗？会走上其他民族的道路吗？在此我们不想深入讨论进化论的缺陷和物种的“变与不变”，只想指出，无论达尔文进化论的假说是正确的还是谬误的，都不能推论出各民族社会形态的发展是沿着同一道路的。由肯定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可以逻辑地推论：处在相互隔绝地域上的民族将各自发展变异，走上独自的道路。由当代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否定论断（认为物种基本不变，其变化是偶然的、突发的）只能逻辑地推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机遇的，而不是规律的。
文化，是人类的另一基本属性。文化是人造物，既包括人造的物质世界（房屋、街道），又包括人的精神产物（道德、伦理、自然观）。有形物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它后面有价值观念、社会观念、自然观念。文化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特征：（1）社会性，（2）建立在语言智能上，（3）可积累，可传递，（4）比生物体本身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一切生物（除了人类）的行为是其生理机制决定的，比如候鸟的飞行，蜜蜂的分工。而人的行为是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